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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熊培云先生的《西风东土》？


1 个回答

  • 卓雷 | 2017-08-09 12:53:07

    行万里路，写一卷书。这本书是熊先生日本游学日记，详细记录了作者旅日期间的所见所思，一方面，梳理了昭和以来日本的政治，思想派系流变，以及其对日本国家，社会，人民三者的表征影响，一方面，反思这个“日本剖腹，中国介错”的亲密邻居怎么成为中国未来的一剂良药，一把标尺，历史只需铭记，在现实的层面上与日本和解，在和解的基础上学习建设我们自己的社会。

    熊先生以寻访石桥湛山的契机，在日本找到了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传统。日本在经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胜利的甜头后军民情绪高涨，面对经济危机时日本选择了倡导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大日本主义”，不仅侵吞了明治维新和大正民主所积攒下的政治财富，还使整个东亚深受其害，石桥湛山通过《东洋经济新报》不断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鼓吹个人主义，言论自由和产业兴国，批判昭和初始时的帝国主义路线，战后，石桥湛山的“小日本主义”重新回到日本社会，从而才能迅速崛起。但是，当熊先生在游学期间向各界人士打听石桥湛山时，对于这个曾经的日本首相，大多数竟已然遗忘，就像日本国会中央大厅矗立着的四个石台，只立有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第四个石台却是空空如也。可以说，石桥湛山是个悲情英雄，他是日本在帝国时期的一道光，照亮过去也指明未来，遗世而独立。

    如今的日本，给很多曾去过的中国人的印象是一个美好的国家，甚至就像“东方的北欧”一样，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旅日期间发生的新宿自焚案，让熊先生了解到日本人在遵从“不给别人添麻烦”的信仰时带来的亲情冷漠，面对此事选择集体沉默，但同样为了趋利避害而鼓吹民族主义和右翼势力，夸大甚至制造了两国分歧与对立的日本媒体，守卫和平宪法第九条的游行事件也看清了日本没有实质意义上的违宪审查的本质，以及进一步日本形式上的三权分立随时有合谋，甚至于媒体一起四权合谋的危险。

    熊先生同还提出了中国的“凹形社会”与日本的“凸形社会”的对比，分别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分析了中日的互补结构，中国是“强国家-弱社会-强个人（政治权利之外的极端个人主义与自由过度）”，日本是“弱国家（和平宪法甚至剥夺了国家的权）-强社会-弱个人（集团社会下生活的个人责任过度），而这样的日本更像古代中国，是以宗族和乡绅制度为基础的社会自制，中国要学习日本如何保存和发展社会的方式，找回自己丢失的传统。同时也要看清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右翼势力重新抬头，右翼言论更易传播的局部事实，说的明白点，右翼高涨是政治，商人和媒体共同堕落，宣扬民族主义，政客可以有更大的权力，商人会有产业保护政策，媒体在经营压力下迎合民意，而这都是欲望膨胀的表现，只有明白了这些，才能把日本不仅仅看作过去的敌人，而且是当今中国的一剂良药。

    要把日本当作良药，还要能正视两国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中日虽已错过战后和解的黄金时期，当今日本无论是主政官员还是社会中坚，都已不是当年侵略中国的日本鬼子，昭和天皇也已作古，心理上不再受侵略事实的困扰，中日两国面对和解还有各自担心的问题，日本担心中国没有解决“未来的问题”--中国崛起将会对日本构成威胁，而中国担心日本没有 解决“过去的问题”--不与历史划清关系的日本军国主义可能卷土重来，在民间呼声时有时无的情况下已经进入和解疲劳期。面对曾经惨痛刻骨的侵略洪流，需要的不是和解历史，而是日本尊重历史，不忘罪恶，中国和解现实，忘记仇恨。

    熊先生提出“人义”的概念，即人对自我、他人、世界以及命运抱持一种怎样的理解，所赋予的意义。对外部，当日本军国主义宣称侵略战争是“正义的战争”，用“一亿总玉碎”效忠天皇时，那是意义的疯狂，把全体日本人带向灭顶之灾。对内部，人义又是多维度的，当工作失败的上班族不能在生活、家庭等维度上给予意义的话，那就只有自杀一条路可走了。

    因为并不是一本学术谨密的理论，而仅是作者旅日期间的所见所思，反倒更贴近我们普通读者的认知需求：

    我们大多数人并不会像熊先生这样以学者的视角观察日本这个国家，旅游时走马观花的一瞥看到的是这个国家美好如繁茂樱花般的惊鸿，这种感受不断的冲击我们从小受到的仇恨教育，当对这个国家又爱又恨时，只能找到《菊与刀》这样只知皮毛却不解决问题的人类学观察报告，如何“知日”而不是“仇日”“厌日”，是当今的我们，已经不是受侵略的那一代的我们，而且也走在崛起路上的我们亟需了解的问题，感谢熊先生的答疑解惑。

    本问答由卓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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