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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说近代传教士在中国发挥的是文化侵略的作用,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其传播教义的行动?

到底传播教义算文化侵略,还是正常的宗教行动?

2 个回答

  • 帆船鞋 | 2017-08-31 10:40:17

    这个问题推荐你去看看邢福增的相关的著述,他的著述相对的公正一些。
    在中国历史上传教士通常指的是基督教传教士。基督教一词可大可小,从广义上来讲,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如圣公会、浸信会等)、东正教;狭义的基督教就是指基督教新教。但是就中国近代史这一时期而言,传教士所涵盖的范围很多时候既不是广义的也不是狭义的,很多时候就是指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教士。一般提到东正教的时候会特意指出来的,因为东正教在中国的活动委实有限几乎可以忽略。
    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可以追溯到大唐。唐朝的时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传入中国,这一派在蒙元的时候贵族中也有信仰这一派的。聂斯脱利派当时被称为景教。景教的传入也没给大唐带来太大的影响,唐朝也没说是文化的侵略。
    唐朝以后,聂斯脱利派式微,以至湮没无闻。
    明朝末期天主教进入中国。这个时期最出名的传教士就是利玛窦等人,中国人徐光启也比较的出名。不过此一时期也很少听说文化侵略这样的词汇。
    天主教在中国的活动延续到清朝。到了雍正时期,天主教教士因为卷入了皇室斗争以及罗马教廷的祭祖、祀孔等问题上态度的改变导致了雍正帝禁教。
    禁教之后,基督教在华传播就是非法的。无论天主教还是新教其实在中国人看来都是差不多的,他们都是信耶稣的。
    鸦片战争之前,出于宗教的热忱,传教士都想来拯救四万万中国人的灵魂的;但是无论是何种传教士要想进入中国那只有一条途径——触犯中国法律。恰恰在这个时候东西方之间的战争起来了,冲突起来了,有着语言优势的传教士往往被所在国任命为与清国对话的翻译和带路的向导。自然而然的传教士的形象就先天的灰暗起来。这其中也有相当数量的传教士为虎作伥,肆意掠夺。
    清末的官场的腐败是人所共知的,在涉及到传教士相关的案件的时候,官员自然处理的不会很公正。但因为是外国人,又是异种宗教,所以官员们自然会在教民与民众之间搅和,要是一碗水端平的话不至于酿成如此状况。可惜当时疲弱的国家、腐败的官员加上踉跄起步的近代外交导致教案频发。
    在教案问题上,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传教士和所属国往往并不一致。比如山东巨野教案等为代表的天主教教案发生后,德国的天主教传教士与德国政府其实在互相指责对方的。相关的材料可以参见《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 : 1897-1914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该书中引用了大量的档案材料。
    自义和团运动发生之后,传教士的活动更是很少的卷入政治的活动中去了。但义和团运动之后中国政局反而不稳当了,各派军阀、所谓的社会贤达都看好了教会这块资源都想加以借用。比如我们所熟知辛亥革命肇始于武昌起义,而武昌起义与圣公会有相当大的关联(可以看看康志杰的《辛亥革命时期武汉暨长沙圣公会基督徒参与社会变革活动研究》)。蒋介石等人最后也都是基督教的信徒。教会在中国的发展最后都走向了本土自立教会,尽管现在有人在批评自立教会的问题但是自立教会的基础上确实成立了中国人自己的教会。
    就像罗马帝国解体后,基督教传播拉丁文化那样;在清国解体之后,基督教也给中国带来大量的先进文化与科技,创办了许多著名的大学,比如未名湖的燕京大学、湘雅医科、齐鲁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等等。
    所谓的文化侵略大概是在非基督运动的时候出现的。根据相关的研究这个运动的最终根源指向的是苏联,也就是说这个运动和抗战初期的武装保卫苏联别无二致。无神论和有神论的团体在一块土地上和平生活多少还是有点难度的啊。
    在天主教的问题上,因为主教或者枢机主教的问题,大陆一直意见很大。其实天主教就一直是那样的一个体系。
    就像佛教刚刚传入中国的那样,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之后,最终的结果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经过一段时间,基督教其结果很可能也是融入中国文化之中。举个例子来说,就像是某地有四个人,这个四个人中有两个个信佛、两个信道教、两个信基督一样。
    其实说了这么多,关于是不是文化侵略这个问题上,就是这么一个原则“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本问答由帆船鞋提供

  • 帆船鞋 | 2017-08-31 10:20:31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大部分中国人都是能够冷静、比客观地看待历史事实。本着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态度,我们来评价历史上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一方面,我们不否认历史上到中国的少数西方传教士犯下与身份不符的劣行,不但伤害中国人民,也羞辱上帝之名;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否认西方传教士当中也有很多是热爱中国的基督徒,他们单纯为了传扬福音而来,也为中国人民做了很多好事,对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一般对犯下劣行的传教士的控诉,主要有以下几点:“传教士搜集情报,帮助本国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传教士充当侵略中国的工具”、“传教士参与订立不平等条约”、“传教士进行文化侵略”、“传教士借助本国政府的武力及武力威胁,干涉中国内政”。虽然我们不能确定这些历史陈述的准确性,但是恐怕其中所列举的事件不都是空穴来风。基督徒信仰的上帝是绝对公义的,任何的罪恶,无论打着何等美好崇高的旗号,上帝都要在最后给予公平的审判。宗教外衣以下的伪善和罪恶,也许有时可能欺骗世人,但绝对不可能骗过监查人心的上帝。

    不过对其他的控诉,比如传教士收养弃婴是为要“挖眼剖心”、传教士租买田地必属“霸占”,布道旅行则是“刺探情报”之类的,相信大多人都是一笑置之,确实没有必要驳斥。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承认,大部分的西方传教士都清心爱主、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中国和中国人的基督徒。他们很多人都是有远大前程的年轻人(如“剑桥七杰”),但却为了爱上帝爱中国人而远涉重洋来到中国,服侍那些卑微贫穷的中国人,跟他们同吃同住同哀伤同喜乐。这样的传教士不但从不涉足政治,而且一直默默无闻地在条件极为艰苦的偏远地区传教和服务人群,直到最后埋骨在中国……如英国传教士戴德生说的:“假使我有千镑美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他不仅把自己的生命留在了中国,也把他的爱妻和子女的生命留了中国……其实我们扪心自问,如果我们是他们,是愿意生活在发达的欧美国家,享受文明的成果,还是愿意生活在贫穷艰苦的中国。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贡献,也逐渐有了很多认真的研究和正面的评价。可以说,西方传教士带给中国的绝不仅仅是福音,传教士对近代中国在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医疗卫生、反帝、少数民族教育发展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都有正面、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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