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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中国2015年生育率世界倒数第一,只有1.04?中国的人口断崖式下降是否不可避免?

抽查:2015年中国生育率低得惊人 还不如日本-观察者网2015年,约567万名15岁到49岁的育龄妇女接受了抽查,占育龄妇女总量的1.55%。这些育龄女性去年共生产了175309个孩子,其中9.3万个一孩,6.97万个二孩,三孩以上为1.25万人。按照不同年龄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最终计算出2015年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1.047。 这个数据显著低于此前官方声称的1.6左右,令不少人口学者表示意外。此次抽查结果中,一孩生育率的低下特别引起人口…

2个回答

  • 匿名用户|2017-10-08 06:15:12

    现转发梁博士文章(侵删):

    梁建章:中国生育率1.05可信吗

    2016年10月31日 08:50听报道T中
    如果1.05的生育率属实,那中国的生育水平就是全球最低,而不是最低之一。综合判断,2016和2017年生育率会显著反弹,但在此之后,出生人口将面临雪崩
    近日《中国统计年鉴2016》公布的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中国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5。这个数据低于世界银行最新的2014年的所有其他199个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换言之,如果1.05的生育率属实,那中国的生育水平就是全球最低,而不是最低之一。

    生育率是指每个女性平均生育的孩子数量。由于中国男女出生性别比一般国家要高出约10%,平均每个女性需要生育更多的孩子才能维持人口不衰减;从群体繁衍来看,中国1.05的生育率只相当于发达国的1.0的生育率。这体现在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只要达到2.1就可以维持人口代际平衡,而中国生育率则需要达到2.2才能做到这点。

    近一二十年来,各种证据一再显示中国早已经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2010到2014年的生育率分别为1.18、1.04、1.26、1.24、1.28,平均生育率仅1.2,即使取最高值也只有1.28。但2015年11月5日国家卫计委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依然声称实际生育率介于1.5到1.6。如果说生育率确实有这么高,那意味着2015年耗资不菲的人口小普查所得出的1.05的数据就漏算了1/3的婴儿;普查机构是不是应该为这么大的漏报比例承担责任?

    由于都是基于抽样,再加上各种宏观因素影响,各年生育率会有一定波动性,但不可能会相差1/3。问题并不是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的漏报,而是计划生育部门以漏报为理由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幅调高生育率数据,严重误导决策层和民众。上个月,湖北宜昌市卫计委等部门联合发出提倡生育二孩的公开信后,我们就关注过当地的生育数据。2015年8月宜昌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生育调查;结果显示,当地2015年总和生育率仅有0.81。宜昌的调查是基于30%的育龄妇女,抽样比例是一般生育率调查的30倍,应当非常准确。

    宜昌是一个地级市,包括5个县,其中还有少数民族地区,该地的城市化率还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考虑到这些因素,如果说宜昌的生育率仅有0.81,那全国1.05的生育率并不离奇。宜昌的数据也暗示,国家统计局根据人口普查和每年抽样调查所公布的数据,并不像计划生育部门一直宣称的那样严重高估了生育率;而后者对生育率的调整则是刻意的误导。而且,2015年的数据是来自抽样比例较高的小普查,按理应该比之前的几年更准确。

    为了进一步分析近年的生育率,我们将2010至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按孩次分解。如表1所示,2014年总和生育率高于2013年;这主要是因为二孩和三孩次生育率上升,与2014年实施单独二孩的政策变化相符。而2015年的一孩、二孩和三孩次生育率都比2014年下降,下降幅度最大的是一孩生育率。除了实际的超低生育率、抽样误区以及其他宏观波动因素之外,我们认为2015年如此之低的生育率还可能部分归因于生育率的进度效应。

    所谓进度效应是指,育龄女性在某些年份普遍推迟生育,导致这些年份的总和生育率走低。假设这些女性只是推迟,而非放弃生育,那么总和生育率在开始年份的下降幅度会在实际生育年份得到补偿。我们注意到,2015年的平均生育年龄比2014年增加了将近1岁,说明进度效应可能确实存在。这背后的原因应该是进一步的城市化,以及大学扩招导致很多年轻女性推迟婚育。


    不过,由于女性生育多孩的意愿及怀孕几率都会随年龄下降,延缓生育所降低的生育率只有一部分会在未来得到补偿。 再考虑到2016年年初全面两孩开始实施等因素,综合判断,2016和2017年的生育率会显著反弹。特别是,随着堆积生育意愿的释放,2017年将出现生育小高峰。但在此之后,由于堆积效应弱化,尤其是未来十年育龄高峰期女性萎缩超过40%,出生人口将面临雪崩。

    对大部分人来说,生育率不过是一个数据,多高或多低都没有切身感受。特别是,过去高生育率时出生的人口依然在世,虽然每年出生人口已经显著少于1950年代初期,但总人口依然还在增长,使得极少有人会认识到未来人口衰减将多么触目惊心。上述国家统计2010年到2015年数据显示的总和生育率平均不到1.2。 即便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对这几年的生育率低估了15%,实际生育率也不到1.4;在2.2的更替水平下,这意味着每隔一代人,年出生人口将减少36.4%,两代人将减少超过60%。如果生育率一直稳定在1.4的水平,那总人口也将以每50年减少一半的速度萎缩。退一万步来说,就算生育率高达卫计委所宣称的1.6的水平,那也意味着每50年减少超过40%;这也完全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生育状态。

    更重要的是,即使完全放开生育,生育率恢复并维持在更替水平也几乎不可能,因为未来影响生育率各种因素的可预期变化几乎都是负面的。首先,现代化过程中,生育率下降是普遍现象。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经济社会将持续发展,这会进一步挤压生育率。这是因为,现代技术需要更高的劳动力质量,从而推高教育要求,增加养育孩子的实际成本;而女性就业的普及、父母教育水平和工作技能的提升以及生活的丰富,又增加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

    其次,“养儿防老”是以前多生的经济动因之一,但随着养老社会化的普及和社会观念的改变,这个动力已基本消失。即使那些愿意多生的父母,也极少指望今后靠孩子来养老。在经济上,养育孩子是一种以自己的艰辛付出来给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利他行为。

    再者,在长期的一胎化下,城市家庭已把一孩当成了默认的生育状态,需要强烈的理由才会生育二孩,这在人类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过去农村较高的生育率尚可补偿城市的极低生育率,但很多农村年轻人已在城市工作和生活,面临着更大的生活压力,且脱离了之前的亲友氛围,生育观念在向城市靠拢。即便是在生育意愿较高的中国农村地区,生育意愿也不到1.9,比日本、韩国还要低。

    而且,中国是一个世俗化社会,没有像伊斯兰和基督教社会那些生育友善的宗教土壤。过去诸如“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生育观念早已式微,而少生甚至不生孩子的观念盛行。早年父母是促进年轻人生育的因素,但现在独生子女一代的父母本身就接受了少生的观念,有些甚至反对子女多生孩子。

    在可预见的将来,很多压低生育率的因素会不断自我强化,形成恶性循环。比如:

    很多单独夫妻不想生育二孩是担心养育孩子的成本太高,而养育成其原因又恰恰是社会平均生得太少。如果家庭普遍生育两三个孩子,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就不会这么高,“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也许就不会成为常态,想多生的夫妻也许就不会望而却步。反之,生育率越低,家庭平均孩子越少,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越高,一般家庭越不敢多生孩子,反过来又导致更低生育率。

    其次,随着大量年轻人去城市工作加上生育率走低,农村的孩子越来越少,导致不少学校被迫关闭。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农村关闭了一半以上的学校。原来很多自然村设有小学,现在则要去乡镇甚至县城上学,大幅增加了很多学龄孩子上学的困难。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抑制农村家庭的生育意愿。宜昌的数据就显示,农村的生育率比城市还低。实际上各种生育率意愿调查已经印证了,中国农村的生育意愿低于超低生育率的日韩,那种农村生得很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再者,由于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中国的老龄化程度迅速恶化,社会和家庭的负担不断加重。这种负担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有心理上的。随着独生子女父母一辈逐渐老去,中国城市育龄家庭的平均压力会大幅增加,这反过来又会抑制他们的生育意愿。

    既然扭转低生育率的危机如此艰难,那么,现在理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然而,现在人口政策仍然在严厉处罚多生。例如,近日推出的《辽宁省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对超生家庭征收5-10倍基数抚养费,超生两个子女以上的,将以5-10倍基数抚养费为标准,按照多生育子女数加倍征收社会抚养费。这种严厉惩罚多胎的措施是极其荒谬的,特别是在如此低迷的生育意愿下。

    由于总有部分人不婚不育,或只愿生育一两个孩子,少数家庭生育特别多孩子对维持民族繁衍至关重要。在一个正常社会中,不同家庭的生育意愿千差万别。假定意愿孩子数呈如下的分布:6、3、2、2、1、1、0,且所有家庭都能如愿,那一共7个家庭将生育15个孩子,生育率为2.14,勉强接近更替水平。而在这15个孩子中,来自三孩或六孩家庭的有9个,占总数的2/3;来自两孩家庭的孩子只有4个;而独生子女只有2个,不到总数的1/7。这也意味着,当来自三孩和三孩以上家庭的孩子非常普遍时,生育率才刚处于更替水平。

    这也说明,全面二孩政策远远不够。在该政策下,上述家庭的生育数量将分别变成2、2、2、2、1、1、0,即7个家庭总共生育10个孩子,生育率仅为1.43。即当人们感觉二孩家庭孩子非常普遍时,生育率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了。

    比较一下辽宁与韩国的生育政策,更能看出辽宁严惩三孩政策的荒谬。韩国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2015年人口约4900万,出生43.87万。辽宁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2015年人口4382多万,但仅出生25.02万人。辽宁的面积是韩国的1.5倍,人口是韩国的89.4%,但新生儿却只有韩国的57.0%。

    韩国在大力鼓励生育,辽宁省却仍然在严格限制生育。事实上,过去韩国也曾实行过鼓励少生的政策。韩国生育率在1955~1960年高达6以上。在1962~1995年间推行小家庭鼓励少生后,韩国生育率从5.79降至1.63。从1996至2004年,韩国试图将生育率稳定至替代水平,但生育率依然从1.58降至1.15,并在2005年跌至历史最低的1.08。自2005年韩国开始推出各种政策鼓励生育,但生育率却依然徘徊在1.1至1.3之间。2010年9月,韩国总统李明博宣布,计划投资3.7万亿韩元用于鼓励生育。这一巨大的预算将用于扶助普通家庭的托儿和育儿教育,韩国70%的家庭将会从中受益,之前韩国就开始对生育第三孩的家庭提供奖金。但韩国生育率在2014年依然处在1.21的超低水平。

    韩国等东亚国家的经验以及我们上述分析都表明:降低生育率容易做到,但要提升生育率却难上加难。中国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经超过25年,未来面临进一步下行的压力,即使立即全面放开,但只要不大力鼓励生育,出生人数在经历短暂的反弹后依然会一路下滑,人口的极度老化和急剧萎缩难以避免。扣除技术进步的因素,中国的经济规模将不断萎缩,规模效应持续弱化,最终丧失综合性的产业优势,人均收入下降,国力全面衰退。

    这些预言并不是危言耸听,更不是空穴来风,而是被一个又一个低生育国家和地区的经历已经可靠的经济学分析所印证的现象。前面提及的辽宁就是一个例子。辽宁的生育率长期处于全国最低水平之一,与人口控制论者宣扬的相反,少生不仅没有带来快富,反而致贫。从1980年到2015年,虽然辽宁的人口增长显著慢于全国,但辽宁的人均GDP增长速度反而却比全国还要低20%以上。而且,到2016年,经济发展水平还显著低于发达经济体的辽宁竟然破天荒地出现了经济负增长。

    虽然辽宁经济的低迷有起点较高、体制观念甚至核算方面的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长期低生育率是辽宁经济萎靡的根本性因素。在如此暗淡的人口前景下,不去大力鼓励生育,而是严禁三胎,并想靠进一步大规模投资来振兴辽宁无异于异想天开。从人口形势来看,辽宁只是比全国快了一二十年。除非能成功地在全国范围大幅度地提升生育率至可持续的水平,辽宁的今天将是中国的明天。■

    作者梁建章为“携程旅行网”CEO兼董事会主席;黄文政为“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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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几句,总有人说统计局不可信,但我认为还是有相当的可信程度的:
    1,统计方法科学,统计是一门科学,很多大学有专门的统计学专业,没有理由不相信科学统计的结果而去相信臆测,特别是利益相关方的臆测。
    2,统计结果不是孤立的,而是会和许多其他数据印证的,比如每年的大中小学入学人数,医院出生记录等等,你们自己想如果像某些答案里说的和实际相差50%是不是有可能?多出的50%孩子既不在医院接生也不上学?如文章中列出,近几年生育率都徘徊在1.0到1.2几之间,如果每年都少统计了30%,这个数字早就会与其他统计数据冲突了。
    3,假如有人怀疑统计局造假,那GDP造假的动机我懂,人为大幅度调低出生率统计的目的是什么?灭掉计生委?那我怀疑统计局长可能是正义联盟的人。
    4,我之前从来不和人争论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生育是天赋人权,计划生育非常邪恶,根本不用讨论。现在我觉得如果能用其他理由来推动废除计划生育也是好的。我观察到有几种人会特别反对废除计划生育:
    一种是认为“中国穷因为人多,农村穷因为爱生孩子”,这个观点在百姓知道应该已经被彻底否定过很多次了,而且有理有据,归根结底是人一生创造的要远多于消耗的,所以这个观点并不成立。
    第二种是很多女性朋友,他们认为计划生育解放了很多女性,担心放开人口控制会让自己沦为生育工具,或者让本该有机会受到教育的独生女因为兄弟的出生而失学,这种担心比起第一种要有道理的多,但找错了来源,问题的来源是重男轻女和贫困,计划生育并无助于改善这两个问题。
    第三种是一些处于激烈竞争中的人们,他们认为竞争激烈因为人多,上学竞争找工作竞争,但假如人口真的急剧下降了,可以确定,那时候很多人连竞争的机会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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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羊年的,请看这段:
    “而“今年是羊年而主动回避”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一份公开的学术研究报告《吉年生吉子·中国生肖偏好的实证研究》显示,从全国来看并不存在生肖偏好,出生人口规模的波动,更多是由于人口惯性的影响。其中1949—2008年间兔年出生的人口最多,达1.15亿人;而鼠年出生的人口最少,仅为9728万人。羊年虽然被冠以“不宜生子”的帽子,但羊年的出生人口总数较鼠、牛和猪年都多。同时,大众热力追捧的2000年(千禧龙宝宝)、2007年(金猪宝宝)和2008年(奥运宝宝),并没导致出生人口总数有重大波动。”
    说“周围很多人都生二胎的,或者什么产房爆满的”,这种说法就像百姓知道许多答案一样,用个人的故事(片面的观察,自己的臆测,即使是很多人都有的臆测)回答全局性的问题,既可笑又具有一定误导性,建议还是仔细看看上面的文章,即使超过50%以上家庭都生二胎生育率还是比较低,即当你感觉二胎非常普遍时也不代表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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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提到农村如何如何的,仿佛农村并不存在生育率偏低的问题?人口普查也好,局部地区出生率调查也好,都是针对城市和农村(有农村哦)的,通过科学方法抽样调查得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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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看待卫计委首评全面二胎出生人口数量与二胎政策效果? - Will Hanson 的回答 - 百姓知道
    链接的这个问题里我简单说了几个人口数量下降带来的持续性危害,希望能回答那些觉得人少点也没什么不好的同学的问题,假如你现在是2-30岁的年轻人,那我可以告诉你,你的后半生都会被人口下降问题影响,而且是负面的。
    中国在很近的未来就将进入人口下降的阶段了,我感觉很大可能科技并赶不及在人口危机到来之前解决问题,当然指望科技进步总比假装没有问题要靠谱多了。
    看不懂计算方法的可以百度“生育率”看看各种生育率的定义和计算方法,不仔细看文章就想当然发问的,可能这些文字就不是为你准备的吧。

    本问答由匿名用户提供

  • 匿名用户|2017-10-08 05:57:52

    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成果累累

    记者从正在召开的全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外事工作会议上获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国际交流合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成功地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经验。

    十年来,我国先后与30多个国家进行了政府间的交流或合作;与22个国际政府组织、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引进各类援助资金2亿多美元;1997年和2001年,我国分别加入人口与发展南南合作伙伴组织和国际家庭联盟。积极参加了联合国1994年人口与发展大会,1999年审议人发大会行动纲领执行情况的特别联大会议,以及历次有关人口与发展的国际性和地区性会议,参与会议文件的磋商起草;参与了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有关活动。1997年承办了第23届国际人口科学联盟大会;2000年成功地承办了人口与发展南南合作伙伴组织第六届年会,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扬。近十年来组织出国访问考察培训人数也在逐年增加,近几年已达年平均1000人左右,同时我们也接待了各国和国际组织的来华代表团。

    通过国际合作与交流,我们引入了国际上先进的观念和管理经验,促进了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思路、工作方法的转变,使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整体水平进一步提高。

    1994年开罗人发大会后,结合我国实际,引入了生殖健康的概念,围绕实现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以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完善了坚持“三不变”、落实“三为主”、推行“三结合”、实现“两个转变”的工作思路。

    为了加快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制建设,我们与国际社会开展了多种形式的交流研讨,为法制建设的不断进展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

    通过国际合作项目,我们推动各地广泛开展了“优质服务”、“知情选择”、“男性参与”、“社会性别意识和妇女赋权”等实践,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作格局,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在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综合解决人口问题的成功经验。

    通过开展多层次的国际交流合作活动,促进了资源的开发,有力地推进了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的持续发展。

    近十年来,我国与联合国人口基金的合作开发了1.7亿美元的资源,推动了我国人口学和相关学科的建设,培养出一批在国际、国内具有一定影响的人口学家和科技专家;推动了计划生育宣传教育、技术服务、依法行政的基础建设和人员能力建设;我国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引进资金1700万美元,为推动我国计划生育科研网络的发展、科技水平的提高和“三大工程”项目的开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国与国际计生联的合作开发了近2628万美元资金(1628万美元用于中国计划生育协会的项目活动,近600万美元用于国际合作计划生育结合项目),促进了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和宣传教育水平的提高。

    我国与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合作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的男性参与研究项目和项目、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知情项目和紧急项目等为我国知情选择、优质服务提供了观念、技术层面的支持。

    近年来,开始关注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的比尔·盖茨基金会与中国计生协合作,支持了我国青少年生殖健康项目的发展。

    南南合作的成功,为开展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间人口领域的多边、双边交流合作,提供了新的渠道,成为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舞台。

    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送出去,请进来”的国际培训,有力地开发了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的人力资源。近十年来,我国送出去接受短、中、长期培训的各级各类管理人才近2000人;建立了外语人才资料库,培养、储备一批外语人才。特别是与美国公众媒介中心合作的高官研修项目,先后送出100多名厅局级决策者和高层管理者到美国研修,对吸收当今国际先进的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最新知识,开阔眼界,启发思路,推动工作祈祷良好的作用。此外,我们还为十余个国家培训了300名管理、技术人员。

    近年来,国际合作项目的成功实施,有力地促进了基层计划生育工作的发展。目前,联合国人口基金支持的计划生育/生殖健康项目,已扩展到全国22个省32个县市;国际合作计划生育结合项目遍及全国31个省(区市)的42个县市;优质服务项目试点,已经由1996年的6个县扩展到11个县,并在827个县得到自发推广;知情选择项目在2个省的4个县市获得成功;男性参与项目在经过第一阶段涉及5个省的研究阶段后,现已发展到3个省的3个县市的干预项目; 与泰国人口与社区发展协会在2个省进行的试点,初步探索了计划生育和经济发展结合的做法和经验;澳大利亚政府援助的计划生育、妇幼保健项目,在宁夏进行了成功试点。

    这些国际合作项目不仅使基层项目地区的工作思路、管理方式、考核机制、服务质量得到明显的改进,而且通过辐射、扩展和带动作用,为其他地区不断提高计划生育工作水平,也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同时,还增进了国际社会对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了解。 美国代表在联合国人口基金执行局2001年年度会议的发言中,对联合国人口基金项目试点的评论中指出:“我们注意到了项目县为促进生殖健康在实现自愿原则、人员培训、能力建设以及倡导活动等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国际合作计划生育结合项目被日方合作机构认为,是各国同类项目中最成功的。我国开展的优质服务项目试点,也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的好评。

    在国际交流合作中,我们充分发挥管理网络的作用,从国家到省(区市),以至到基层的各级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成功地完成各种形式的外事接待和国际合作各项活动,初步形成了运作有效的工作格局。

    近年来,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不断深入,计划生育对外宣传工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国际舆论环境有了一定的改善,营造了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通过制作发行各种宣传品、中英文网页,开展海外电视展播,组织中外主流媒体记者采访,探索突发事件的建设性危机处理机制,使国际舆论向着更加对我有利的方向转变。

    1997年美国使馆官员在考察吉林省计划生育工作后,曾向美国务院呈送题为《中国的计划生育不是生育控制》的报告;1997年美联社记者、1998年11个国家15个机构的28名记者和官员,以及1999年财富论坛新闻之旅、2000年《明镜》周刊和2001年《华尔街日报》等外国媒体,都先后对我国计划生育做了积极的报道。我们在对外宣传方面所做的努力,使国际舆论中出现了真实客观、对我有利的声音。

    十年来,我国主动参与人口与发展领域的国际事务,对稳定世界人口做出贡献。

    我们积极参加了联合国1994年在开罗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1999年审议人发大会行动纲领执行情况的特别联大,以及历次有关人口与发展的国际性和地区性会议,同时参与了会议文件的磋商起草;参与了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有关活动。我们不仅遵循历次国际会议确定的行动纲领和基本原则,并积极贯彻执行。通过做好本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探索积累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经验,对稳定世界人口、促进和平发展、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积极评价。

    自1997年我国加入人口与发展南南合作伙伴组织后,就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00年我国成功地承办了该组织第六届年会,我国在人口与计划生育方面的成就以及对南南合作的贡献,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扬。1997年我国还成功地承办了第23届国际人口科学联盟大会。经过多年努力,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了世界家庭联盟组织,并积极参与了该组织的有关活动。作为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的捐款国,我国也积极参与了有关的各项活动。

    十年来,我们通过服务外交工作全局,发展了良好的国家关系和人民友谊。

    人口与计划生育国际交流合作是我国对外关系的重要方面。我国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政府机构进行交流互访,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合作关系;和一些发达国家的驻华机构保持接触联系,通过项目进行合作,积极发展国家关系和人民友谊。我国积极参与多边和双边的人权斗争,参与了联合国第53次人权大会,在人权斗争中维护了中国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我国还进行了中瑞合作的“人权和人口政策”研讨,以及中澳人权交流等活动。

    通过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我们成功地探索和积累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经验,对稳定世界人口,促进和平与发展,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中国人口网工作站记者宋绮霞报道)

    求仁得仁,既然终盼得硕果累累,理当欢呼雀跃才是嘛 ╮(╯▽╰)╭

    伟大领袖曾经曰过:

    对我们来说,一个人,一个党,一个军队,或者一个学校,如若不被敌人反对,那就不好了,那一定是同敌人同流合污了。

    个人认为,若不被敌人反对,反被敌人欢呼,那还有一个可能:决策(zhe)蠢得令敌人都感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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